西夏文记录的是古代党项羌人的语言。这种语言被称为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党项羌是我国古代西羌的后裔之一，原游牧于今川、青、甘三省交界处，公元7、8世纪时，为了逃避吐蕃的侵扰陆续北迁。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阶级分化加剧，逐步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封建社会，并且建立起以党项羌为主体、以夏州（今属陕西省靖边县）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其首领拓拔氏，唐代赐姓李，宋代赐姓赵。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自号嵬名氏，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宋人称为“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版图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先后传十代帝王，立国190年。

　　西夏文是11世纪30年代李元昊的大臣野利仁荣创制的。共有六千多字。形体方整，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基本笔画组成，可归纳出某些部首；有楷、行、草、篆等书体，与汉字相仿。

　　西夏文是表意文字。其构字法类似汉字，但以会意、形声为主。从西夏文韵书《文海》对于字形构造的解释可知，西夏文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宇。

　　一、单纯字，是指不能再分割的字，造字能力较强。

　　二、合体字，包括合成字和互换字两种。

　　合成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各一部分组成的字。合成字又可分为会意合成、音意合成、音兼意合成、间接音意合成、长音字合成和反切上下字合成。西夏字无固定的音符和义符，一个字的几部分都可能被用作新字的音符或义符。

　　互换字是指一个字中的两个部分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字与原字的字义有密切关系，它们常共同组成一个词或词组。

　　西夏文创制后，被西夏王朝尊为国字，下令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成为西夏王朝广泛使用的文字。仅在西北边陲的黑水城遗址，前后就发现西夏文文献约有两千卷（册）。敦煌石窟的西夏文题记遗留地至今的也在百处以上。

　　西夏文使用的时间较长，到元代仍然有部分地区使用，并用活字版印制西夏文佛经。明代在个别地区的西夏遗民中也曾使用。前后达五百年之久。

　　迄今发现的西夏文文献、文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辞书  有按韵分类的《文海》，有按声母分类的《音同》，有西夏文与汉文音、意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有以表格形式绘成韵表和韵图的《五音切韵》，有按意义相同或相近编排的《义同一类》，有按事物分类的《要集》、《杂字》等等。有的还有几种不同的修订本。这表明西夏人研究自己语言文字的水平相当高，对西夏语文的规范和推广做出了很大努力。

　　二、官私著作、文书  有反映西夏社会制度的著名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新法》、《亥年新法》，有记载西夏早期审判情况的《瓜州审判记录》，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有记录职官等级、封号的《官阶封号表》，有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状况的《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天盛年卖地契》和《钱会凭据》等，有大型类书《圣立义海》，有历史著作《太祖继迁文》，有文学作品诗文集，谚语集，有医学文献治伤寒医方、治马病方，有历书、占卜辞、祈祷咒语，以及乐器图等。

　　三、译自汉文的典籍  有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孝经》等，有兵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类书《类林》以及《贞观政要》、《十二国》等。

　　四、佛经  时至1990年，西夏翻译佛经共有3579卷，当时所见西夏文文献中以佛经的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其中有西夏时期的，也有元、明时期的。

　　五、碑刻题记  西夏时期有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帝陵残碑，元代有居庸关石刻、莫高窟六字真言碑，明代有保定石经幢。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永靖炳灵寺等石窟，共有西夏文题记一百多处。

　　六、其他金石铭刻 有篆文“首领”等官印，有“敕燃马牌”等符牌，有“福圣宝钱”等钱币。在一些瓷器、银器、铜器上也刻有西夏文。

　　以上文献文物，在中国主要保存在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目前散落的国外部分是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从我国黑水城遗址等地掘走的。以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最多，其余分散在英、法、日、瑞典等国。

　　明代以后，随着党项人与其它民族同化过程的完成，西夏文逐渐停止使用。后来，由于西夏文献文物的陆续被发现，研究西夏文之风渐起。1804年，张澍发现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首先识别出这种死亡的文字是西夏文。后来又有人在西夏文《妙法莲华经》上注译汉字。1904年，法国毛里斯根据上述佛经释文，发表《西夏语盲文字的解读》一文，识出了一些西夏字，注意到西夏语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法结构，指出西夏语与藏语语法有相似的现象。1909年，俄国伊凤阁从在我国黑水城遗址挖走的大量西夏文献中，发现并公布了著名的西夏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提供了解读西夏文的关键性材料。美国劳费尔提出西夏语与彝语、纳西语属同一语支。苏、日、法、英等国的一些学者也对西夏文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在这期间，中国的罗振玉介绍、刊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官印集存》。罗福萇的《西夏国书略说》初步研究了西夏文字、语言，提出西夏文造字偏傍说。罗福成也刊布了《音同》、《西夏国书类编》等。他们是中国西夏学的奠基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王静如先生着力从事西夏文研究，著有《西夏研究》三卷，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还集国内外学者之力，刊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也颇有影响。国外从事西夏文研究的学者建树较多者为苏联的聂历山，他写了数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并著有《西夏文字抄览》一书。总的说来，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外对西夏文研究主要是汇集资料和做初步的探讨，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出版了聂历山的重要著作《西夏语文学》。克恰诺夫、索弗罗诺夫、克平等学者也发表了许多论著，如《西夏语语音的研究》、《西夏语语法》（两卷）等等，介绍并研究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如《文海》、《类林》、《孙子》等。日本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如西田龙雄的《西夏语研究》（两卷），《西夏文华严经》（三卷）、《西夏文字》、《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之研究》等。桥本万太郎发表了《关于党项语的韵的组织》等文。他们对西夏语言文字作了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英国格林斯塔德所著《西夏文字之分析》一书，把西夏文草书《孝经》转写成楷书并作了研究。美国、法国也有学者从事西夏文研究。中国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对宁夏、甘肃、内蒙古等省区对一些西夏遗址、墓葬、石窟进行考察和发掘，获得不少重要的西夏文献资料。同对，研究力量也有所增加。王静如担负起培养新生力量的重担，并继续从事研究，编写西夏文字典。史金波、白滨、黄振华的《文海研究》对西夏文的造字方法、语音规律和历史价值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罗福颐等的《西夏官印汇考》汇集了如多方的西夏文印章。李范文的《西夏帝陵残碑粹编》汇集并释译了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的西夏帝陵碑文资料。李范文还出版了《同音研究》一书。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汇集、翻译了国内外许多西夏文文献。

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

编辑：王韵茹

参考资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