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义渠是秦国西北边境最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秦与义渠战和百年，仍只能以蚕食策略，逐渐削弱其势力。这威胁到秦后方的稳定，阻碍了统一中原战略的实施。到昭王时代，秦国强盛，民族融合加强。秦昭王与宣太后亲自设计刺杀了义渠王，最终出兵灭掉了义渠。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使得秦占领了义渠的领地，并对其进行开发，获取了经济利益。秦国建立起了完整的西北防卫体系，实现了稳定。这不仅是秦统一西北的关键一步，更为东进统一全中国提供了条件。

　　秦与义渠的百年战合，体现了民族融合趋势下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

　　秦国地处西陲，常与周边少数民族争战，义渠正是秦统一西北、划定边界必须收服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国家。

　　义渠历史悠久，《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泾阳出土青铜器上的义渠国族徽更可佐证其至少在殷末已建国的历史。《逸周书·史记解》云：“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王会解》又载周成王时，“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虽然《逸周书》中有战国人编撰的内容，但基本反映了义渠归附西周与纳贡的情况。此后周穆王伐犬戎，“迁戎于太原”，太原即固原、平凉一带，周即以此备边，“荒服不至”，未再见义渠与西周往来的记载。周衰，犬戎等趁虚而入，义渠也随之东进，在渭北不断发展，开始了与秦的百年战和。

　　秦秉持着“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宗旨不断征伐周边少数民族。春秋时，“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赵灭代戎。韩、魏灭伊洛、阴戎，“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越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义渠此时势力极强，其活动区东到洛河东岸魏长城外，北达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包括鄂托克旗及鄂托克旗前旗诸地，西到贺兰山以东，六盘山、陇山以东一带，南与秦相邻于泾河上游止于旬邑、彬县，其以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4省交界广大区域为活动范围并筑城自守，抗衡中原诸侯国。义渠的强大无疑成为秦西北大患。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虏其王”，但到公元前430年，“义渠来伐，至渭南”，深入到了秦国中心区。秦与义渠多在洛水流域交战，但此时秦在与义渠交战中仍处下风，直至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公元前327年，义渠称臣，但仍有强大实力。

　　义渠势力强大，只因内乱才臣服于秦，后又反叛，秦只能蚕食其国。最终，秦昭王在甘泉宫诈杀义渠王，并伐其残部，完全占有了义渠泾北之地。横跨4省的义渠国灭亡了，秦将西北边界推至了内蒙古、甘肃一线，直接与匈奴相对。昭王在此筑长城备边，闭合疆域而成“四塞之国”：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

　　义渠被灭正表明昭王统治下的秦国具备强大实力，加之民族融合趋势的加强，统一已成必然之势。

　　昭王统治下的秦国实力日强，为灭义渠创造了条件。如昭王平定巴蜀，保证了秦国军需供应和战略计划实行；昭王在灭义渠前夺取了许多重要城市，如宛（今河南南阳）是著名的冶铁和商业中心，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是中原水陆交通中心，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盐业著名。秦昭王夺取这些地区正为消灭义渠，乃至东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秦昭王灭义渠还体现了民族融合趋势下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义渠在与中原文明接触中受到熏陶，战国初即筑城自守，现今遗留的古义渠城址范围大，地势险，文化层堆积很厚，这正是其打破游牧常规，采取长期定居生活方式的反映。不仅如此，在西起甘肃永登、南至宁南、北达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广大区域中，自发产生的青铜文化，即义渠与秦长久接触和交往所创文明的发展水平相当成熟，既有游牧民风，又有与关中完全相同的秦文化遗存。义渠国君则早就和中原诸侯相似，参与朝会了。《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泾北有义渠之戎……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秦昭王时义渠王便“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昭王母子用计牵制义渠，确保后方稳定的同时，与其建立了血缘关系，两国有了进一步的交融，也正因此义渠甘心臣服于秦而放松了警惕。义渠被灭后，残部西迁到居延等地继续生活，大部分的义渠人留在原地与汉族融合在一起。秦律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拉拢有明文规定，这更为实现共同统治构建了法制平台。《法律答问》云：“可（何）谓赎鬼薪鋈足？可（何）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即当判处鬼薪鋈足的人如果是少数民族首领，应许赎免。又：“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即犯了耐罪以上的也可赎。可见秦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优待首领、团结统治者的。不仅如此，秦还推出变羌遗为华裔的政策。《法律答问》载：“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地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核心内容就是只要父母一方为秦人，其子女就是秦人。秦采取了积极的融合政策，推进了与义渠的交融，使义渠在秦的控制下融入了华夏民族中。

　　秦灭义渠为其经济注入了新营养，为秦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

　　秦昭王灭义渠扩大了疆域，巩固了统治，其对统一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经济与军事两方面。

　　经济上促进了国力发展。秦对义渠土地进行开垦，加上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发展。首先，秦进一步扩大了义渠原有农耕区。陕西彬县、旬邑地区被设为畿辅，已完全成为农业区。而庆阳宁县的义渠都城，地属古雍州，乃西周的豳国之地。义渠正以古豳国为中心进行一定的农业生产，其考古遗存中就有铁制农具被发现。《毛诗·豳风》中描述了当地农业状况：“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一派兴旺景象。其次，是对草原的开垦。秦设北地郡也意在开发其为耕地。泾水上游大片草原可农可牧，土壤肥沃，利于提高产量。这片草场原为义渠人放牧而用，土壤受侵蚀少，秦占此地后，大量拓耕，造成水土流失，使泾水泥沙大增。郑国渠和白渠正利用泾水淤泥为肥料改良盐碱地土质，促进了农业生产。秦开发义渠地破坏了自然环境，但仍能变害为利，可见农耕文明的先进。

　　秦获得了义渠国内大片林地牧场，更多林牧业资源为其所用。秦灭义渠后近乎拥有了整个黄土高原。古代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今天优越。《毛诗·秦风》是春秋时作品，文曰“有条有梅”。大量花粉与古环境研究结果都表明陕北川地、宁南丘陵地区及泾河河谷有大片森林分布。子午岭被秦开发成了伐木区，以满足拓耕、定居及各工程的需要。

　　秦掠义渠人为奴获得了更多劳力。秦自变法后虽以军功入仕、升迁，但在伐义渠过程中却未见屠杀记录。且《秦律》明文规定：“寇降，以为隶臣”，即迫使降兵为奴。秦灭义渠后设郡、县、道，掠夺义渠人为奴。《周礼·司隶》掌五隶之法就是用少数民族为奴，而《秦律·属邦》也有“道官相输隶臣妾”，即道级官要向秦中央输送奴隶的条文。按律道官也要掠夺当地义渠人为奴，甚至奴隶子女也要继续为奴，称“奴产子”。从《秦律》中还可看出官奴要从事耕作、纺织、筑城、饲养等各种生产劳动。此外，隶臣妾可做工匠头目，“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总之，秦对新占地区进行开垦、修长城等，无疑用到了这些人。义渠人成为强制劳力为秦国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秦灭义渠掌控了北边交通要道，扫除了贸易障碍，扩大了经贸范围，秦还有在新占地区推行其铸币的传统，这将西北地区也纳入秦商品经济体系之中，成为秦构建完整经贸圈的纽带。秦灭义渠获得的各种资源，为其经济注入了新营养，为统一提供了部分物质基础。

　　纳义渠于郡县制下，稳固西北，倾力东进

　　军政实力增强利于秦倾力东进。秦纳义渠于郡县体制下，对其实现了完全的控制，稳固了西北。此前，义渠臣服于秦，却军政独立。秦对义渠的政策是：中国无事秦，则烧焫获其国，有事于秦，则使重币事之。五国伐秦时，义渠王受公孙衍挑拨拒收秦贿，直攻入李伯，使秦后方不稳，阻碍了东线作战。因此秦夺得义渠后即划入郡县中加强控制。姚鼐《郡县考》曰：“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其所得戎翟地远，使守之，为戎翟见居长，故名曰郡。”秦灭义渠，在其中心区设北地郡，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制度，免除了后顾之忧。

　　义渠是半农半牧民族，考古发掘随葬品中马具数量众多，其养马用马程度可想而知。秦灭义渠后保留了其游牧方式。秦始皇时，边郡就有牧师苑。昭王发展西北牧业，正为大规模马场落成奠定了基础。《秦律》对养马有众多规定，如“蓦马（上等马）五尺八寸以上。……先赋蓦马，马备，乃粼从军者，到军课之”，可见秦国对马及骑兵的重视。而且车骑是战国时期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准之一，“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马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

　　秦灭义渠后势力直达鄂尔多斯，与匈奴相接。昭王“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靠这道屏障将西北边境紧紧圈住，与郡县制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卫机制，稳固了后方，为东进奠定了政治基础。

　　修筑长城也保护了域内交通线。除萧关要道，秦还控制了子午岭两侧著名的延川道和马莲河道。这本是义渠南下主道，秦灭义渠后完全掌控了子午岭河谷交通网，为筑城戒边提供了运输保障。秦也因此加强了与上郡的联系，使北地与上郡互助，巩固了河西要塞，作为东进前沿对赵国形成了更强有力的军事威慑。

　　秦采用了蚕食与诈杀义渠王的特殊手段，历时百年，终在昭王时代灭掉了义渠，这体现了昭王统治下秦国的强大实力，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融合的趋势，这说明中国统一之始就是多民族融合的过程。秦灭义渠也得到了更多经济、军事利益，秦由此构建起完整的防卫体系,稳固了后方，这都为东进奠定了基础。

　　秦全力东进后，开拓了统一战争新局面，通过吞韩、魏，灭楚平赵，伐燕攻齐，逐步完成了统一大业。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