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一枫

　　出版单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70后青年作家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可谓边缘人的时代漂流记录。它在叙述视角的运用、文本的表现力上令人惊艳，对人、对社会和历史的思考与剖析游刃有余、不动声色，其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真乃实至名归。

　　两个社会边缘人的失意与得意

　　陈金芳出生于农村，幼时到北京投靠姐姐，在京城里挣扎，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艺术。长大后，凭借非法集资，她在北京城风云一时，后断崖般跌落，终究重回尘埃。

　　想要“活得有点儿人样”的陈金芳，并非是小说中唯一的主角。另一个主角，就是努力拉琴而目标不得、偏离了正常生活轨道、一无是处但异常清醒的“我”。

　　陈金芳和“我”，是彼此生命旅程的见证。这种见证，从孩童之时，一个凝神地听另一个拉小提琴、一个惊恐地看另一个被戕害时就已开始。他们的生命旅程亦有颇多共性，都曾为理想生活奋争，最后换来身体或精神上的遍体鳞伤。

　　但这种生命旅程又似是而非。他们就像是大院儿里长出的两棵形态各异的植株——从小就练习小提琴的“我”，是大院孩子的代表，出生即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光明的前景；作为大院厨子的小姨子，陈金芳是移植到大院的边缘人，她留在北京的代价就是像奴隶般干活。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我”的得意恰是陈金芳的失意。“我”练琴时，年幼的陈金芳曾那么向往，夜夜侧耳倾听。为了留在北京，她被打得鲜血直流。在青少年时光终结之后，接近中年的陈金芳一掷千金、意气风发，又衬托出“我”失意人生的尴尬。

　　然而，陈金芳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在时代起伏的过程中，两人都曾非常努力，无论是“我”勤苦练琴还是陈金芳倒卖衣服，皆如此；以小提琴、钢琴、音乐会为表征的高雅艺术，也是两者紧攥着的向往。但这向往终究难至，“我”考试失利，永远失去了进入高雅艺术殿堂的机会；而陈金芳则将做小生意赚得的钱全部拿出买钢琴遭到暴打。

　　由此，得意和失意如同跷跷板，陈金芳和“我”成为惺惺相惜、互相伤害的边缘人，踩着它的两端，走出各自的生命路线。

　　历史轨辙的总体把握

　　《世间已无陈金芳》既是陈金芳之传，也是世间之传。陈金芳有着从怯弱受辱到泼辣轻佻的蜕变，这中间隔着中国快速发展的20年历史。经由“我”叙述陈金芳的起落，社会变迁的轨迹被作家整体俯瞰；而在把握上又异常精巧，提取了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它们站立在文本之中，总括着历史。

　　这些关键词首先包括“农村红”“钾肥袋子”和“进了北京”，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的社会面貌。长着“农村红”的陈金芳出现在大院里，上学时用的是由钾肥袋子制作的书包。但事实上，“进了北京”也只是“进了”而已，在北京“站稳脚跟”却大不易。陈金芳被排挤欺负的学生生涯，家里人收破烂、当票贩子失败，都说明城乡流动虽然开始，但城乡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由乡至城很难真正实现。

　　“成功人士”“顽主”“精品”“时尚”等语词，概括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泥沙俱下的社会环境。经济对人、对人所处阶层的巨大改变力量，通过陈金芳的崛起及“我”难以排解的失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时期也是市场经济的繁荣年代，“精品”“时尚”已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时代中，陈金芳对钢琴及钢琴所代表的贵族生活的向往，终于毁了她本已拥有的短暂成功。

　　陈金芳高调重返是在新世纪后，“艺术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园”“平台”“清洁能源”“非法集资”等语词描绘的时代面目渐渐清晰。这些关键词昭示出新兴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向。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使艺术投资和文化领域成为投资热点。从服装批发到艺术品投资的高端路线，归来的陈金芳在这一轮金融浪潮中决意豪赌。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及将富有等同于贵族的盲目，注定让陈金芳被社会的洪流裹挟，又用豪赌和急躁把自己推向绝路。当国际形势突变，败落便不可逆转，陈金芳的空中楼阁完全坍塌。

　　上述关键词，陈金芳一一走过，构成了她的人生旅程，更拼接出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辙。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在写人，更写出人们走过的历史。

　　社会问题的深度呈现

　　写人、写历史，皆因作者的问题意识。这篇小说试图剖析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社会深层结构变化及种种症结——城乡冲突、贫富冲突、阶层流动失效等相关问题，内化在陈金芳和“我”的来时路中。

　　不仅是陈金芳，其背后的家族都曾想在北京“站住脚”。他们在北京什么都干，充满了野性而蓬勃的生命力；但在城里人眼中，他们的所为令人鄙夷。小说将城乡冲突具体化为陈金芳作为单薄个体，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所遭受的暴力。而在这个充满血腥的过程中，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真正意义上的“人”本身都并不在场。深沉的人道主义关切隐伏在小说玩世不恭的叙事口吻中，让城乡冲突思考有了深重的切肤之痛。

　　总体看，陈金芳的故事是一个农村女性由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跃升失效的故事，但让阶层流动失效的原因，未必全然归于社会，陈金芳自身难脱其咎。她“急吼吼地想要把自己变成贵族”，这“急吼吼”是浮躁时代病的个体症候。陈金芳是典型病例，她未能扎扎实实地走过正道，只看到所谓上流社会、高雅人士的表象，想通过空手套白狼式的泡沫获利，却从不曾想到，这些表象和泡沫终归要有坚实努力作为支撑。

　　无论城乡冲突还是贫富差距，将这些命题凸显出来，是小说持续努力的目标。它如孤月高悬，贯穿全篇，照亮了人、社会和历史，而那些沉重的暗影，则增加了小说的景深、真实性和批判力度。

　　陈金芳进出北京的故事，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故事，却折射着社会和时代的繁华与黯淡。所以，当世间已无陈金芳时，人们惊觉美梦惊醒、青春老去。然而，谁又能保证，庞大的城市和挺进的城市化进程，不会催生又一个雄心万丈的“陈金芳”！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