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一代国学大师、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101岁。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并且精通梵文。

　　前往香港大屿山的游客，可以看见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心经简林”。中国佛教有将重要的典籍石刻于悬崖峭壁上的传统，东岳泰山上就有整部《金刚经》的石刻。当年，饶宗颐见到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便发心要创作一部大型的《心经》书法，供众人观看、瞻仰。

　　如是因生如是果，于是，大屿山有了这片“心经简林”。香港特别行政区旅游事务署这样介绍“心经简林”：“心经简林将38根刻有《心经》经文的木柱配合山形地势来分布，并依经文顺序排成8字（即 ∞ 无限符号），象征无限、无量，以示宇宙人生变化无定的道理。在山坡上最高位置的一条木柱则没有刻字，象征空的《心经》要义。”

　　“心经简林”依山势而建，正好在天坛大佛佛指所指的方向下端，有《心经》为佛所说心法之意。按照“官方”的说法，“简林”成“∞”型，是无限的象征；而在“民间”看来，则是“8”字型，有“发发发”的美意。当然，“官方”和“民间”的说法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心经简林”的书写者饶宗颐，他的学术人生，其实也是这样雅俗共赏。

　　民间有着太多的版本来说明或者“演绎”香港有多少富豪是潮汕人。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的饶宗颐，就是来自于一个潮州首富的家庭。家境富裕给饶宗颐做学问带来了诸多便利。研究敦煌卷子，买张机票就可以“把腿”去趟巴黎；看“法藏”的实物，向最顶级的相关专家讨教。这让其他“寒门苦读”出身的学者羡慕不已，甚至有人私下觉得，“如果我有这样优越的研究条件，也可以做出饶先生那样的成就”。不过话又说回来，一般人如果真有了饶宗颐这样的家资，谁又能够真正安心做学问呢？戏言之，在一个很容易“培养”出纨绔子弟的环境中，饶宗颐把自己变成了一代国学大师，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饶宗颐一生涉足了众多的研究领域，且皆有重要成就。在宗教研究领域，也有不俗的成绩。

　　1956年，饶宗颐出版《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30多年后，饶宗颐整理旧作，补充《想尔九戒与三合义》《老子想尔注续论》《四论想尔注》《附一天师道杂考》《附二有关大道家令戒之通讯》等文章，更名为《老子想尔注校证》，于1991年再版。饶宗颐是学术界系统研究《想尔注》第一人，“可补前史之不逮，诚老学之功臣也”。饶宗颐指出，《想尔注》成于张鲁之手，托始于张道陵，“尤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对于道教史贡献至巨，不可谓非学术上之鸿宝也。”

　　《想尔注》是东汉末年五斗米道的重要道书，饶宗颐开创对《想尔注》的研究，但不着意“拔高”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汉末道派的历史地位。饶宗颐认为，“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饶宗颐说，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只是道教的雏形，而且道教的这种雏形还可以上溯秦汉的楚巫。《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根据考古挖掘的许多新材料，高度评价楚文化的成就及其在道教史上的意义。

　　饶宗颐虽然对上古巫术文化十分重视，但反对将其重要性无限扩大。“如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饶宗颐青年时深受顾颉刚的影响，积极参加古史辨学派的活动，并一度受命编辑《古史辨》第八册。但饶先生自谓是顾先生的“叛徒”，后来改变了学术观点。饶宗颐撰写《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不把中国古代史完全看成是一个巫术的世界，认可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也是他反思古史辨派的一个表现。

　　饶宗颐利用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解决了宗教史上的许多难题。例如，唐代北宗禅僧摩河衍与婆罗门僧莲花戒在西藏发生的“吐蕃僧诤”是海内外汉学、藏学普遍关心的学术问题。饶宗颐《王锡<顿悟大乘政理决>序说并校记》一文，利用新发现的敦煌文献，极大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将争论具体发生的时间确定在792年至794年；饶宗颐对宋初占卜文书《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的研究，敲定了“十一曜”具体所指的星宿；《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等论文的发表，对于宋齐以降产生的经疏学与佛家经疏“同源”说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除了对中文史料的发掘，饶宗颐还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用大量时间学习了梵文。饶宗颐晚年回忆：“50年代末，有个印度人叫帕拉尼普尔来找我，让我教他文字学。他是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尼赫鲁访华时他当翻译，他跟唐兰先生学过一段文字学……于是，我教他《说文解字》，让他教我学梵文。帕拉尼普尔的父亲是印度专攻《吠陀经》的大教授，他本人对梵文也很精通，因此我学梵文的起点较高，层次也较高。我跟他学的是印度婆罗门经，念了《薄伽梵歌》《奥义书》等等婆罗门经典，前后学了3年，为我的梵文打下了基础。”1963年，饶宗颐应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邀请，到印度作中印文化比较研究，跟从帕拉尼普尔的父亲继续学梵文。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内有一位90多岁的著名梵文专家迦奈，饶宗颐阅读了其所著的多卷本《法典史》并深受启发，认识到学术研究要穷其源，“溯源要追溯到最远处”。后来，饶宗颐总结自己对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研究，集成的三部文集《国画史论集》《文学史论集》《选堂集林·史林》，都受到迦奈的影响。

　　饶宗颐在掌握印度梵文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学术，指出鸠摩罗什之后印度“悉昙” 即语言音韵之学对中国文学有长达数百年的影响。饶宗颐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独步学界，受到季羡林等相关领域著名学者的高度赞誉。饶宗颐在该领域的研究，汇集成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等多部学术专著，都已成为学界经典著作。

　　钱仲联在评价王国维（观堂）时说：“然观堂之学，究不能谓其为广大教主……如释藏道笈，即非其所措意矣。”而饶宗颐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佛教、道教为代表的宗教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够得上“广大教主”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