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它从语义出发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内在的认识体系和外在的使用方法为基本课题。关于语言的结构究竟是由其共生的文化形式与内容所决定，还是前者决定后者的问题并未解决。

　　博厄斯将语言学引入正规的人类学研究，他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每个社会在博厄斯看来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此说未得到全部证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种语言的词汇差别显然与文化差别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还没有作出结论。该假说后来由沃尔夫的学生霍耶尔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与博厄斯共同进行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当数萨丕尔了，在语言学领域，他感兴趣的范围非常之广，他从心理和文化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功能，他还是语言与性别，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他对于土著美洲人的语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也对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他的《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中，马林诺夫斯基将一篇深入论述语言的论文作为第二卷的导言。他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就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用语的翻译展开论述，他认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后才可以准确地作出翻译。这一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影响范围不大，但比较积极。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道进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被称做“民族语义学”、“新民族志”等。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人们的分类逻辑，从而了解人们隐藏在其文化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语言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后来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称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这之后，还有人研究演讲和语言表达上的交流问题，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和交流过程。

　　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中国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

　　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勣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

　　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学者们还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

　　语言学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具有许多意义：第一，对认识的启发，语言学加深人们对人与文化关系的理解；第二，对方法论的完善，语言学成果给民族学人类徐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改进；第三，对文化核心的揭示，人是有机体而社会文化是超机体，文化观念的传承传播都靠语言文字；第四，实证材料的来源，语言反映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经历和价值观，例如基本词汇能反映生计类型及生态环境，借词能反映文化或族群接触，地名能反映文化或族群的历史分布等。

参考资料： 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