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民族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27-）。哈里斯是美国战后民族学新进化学派代表人物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并出任过系主任。在诸多学术著作中，《文化唯物主义》（1979）堪称是其理论思想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自称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论断为核心的。但是，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不够全面，所以他要加以“补充”和“发展”。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被西方民族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学术界评论认为，文化唯物论是试图包罗新进化论、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折衷主义。

　　哈里斯在《文化唯物主义》一书的开篇便申明，“文化唯物主义是或渴望一种科学的研究策略。”并认为，“科学研究策略的总体目标是依靠强有力的、相互联系和简练的理论，来说明可观察到的实体和事件，而这种理论可以通过经验的检验纠正和改进。文化唯物主义的目的特别在于说明世界上所发现的社会文化差异和相似的起源、保持和变化。”

　　那么，应如何认识社会文化呢？哈里斯在该书的分析中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首先，他把社会文化体系依纵向分成了三个层次，即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继而每个层次又都从横面上分成客位行为和主位思想两大范畴。在对它们相互关系的论述中，哈里斯始终坚持了基础结构对结构和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客观行为对主观思想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并以此为武器，与当前西方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学派展开了论战。哈里斯说，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的核心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原则，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哈里斯称赞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伟大原则是人类知识中的一个重大进展。但是，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又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在区别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时，两种概念都含有致命的含混性。”马克思生产方式这一用语“具有认识论上的模糊性。”“不可能推测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真正指的是什么。”宣称他把马克思主义用“生产关系”所指的内容的某些关键方面，如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基础结构移到结构和上层建筑上。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一种组织特征，而不是基础结构的一部分。”认为“这种变更的策略意义”，“是能够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演变为解释一种涉及人口统计学、工艺学、生态学和生存经济的而演变的从属的变量。”这就是说，按照哈里斯的“策略”，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有制、阶级关系都变成了一些数据、从属的变量。生产关系移到结构一栏，便从属技术、经济、人口和环境等一些被哈里斯视为决定性的因素，成为被动的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其实，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一贯认为，“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才解决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进程问题，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哈里斯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哈里斯另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重要观点就是他全盘否定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在唯物论中地位。他认为“辩证认识论的主要弱点在于它缺乏那些用于辨别因素关系的决定性‘否定’的操作指令”，没有说明要有多大的差别才能够成否定。说辩证法是“令人生厌的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等等。实际上，他是在否定结构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对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阉割。

参考资料：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