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各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可以分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陆边疆’，即我所说的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岛屿及中原地区。”这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棋盘式分布格局的大体叙述，也是对中华民族世代聚居的“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西北民族走廊、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的具体阐释。他认为，民族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连接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民族走廊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民族走廊是研究民族互动、交融的一把钥匙。研究历史上形成的三个民族走廊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理解我国民族关系格局，对于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从本期起，理论周刊将刊发“民族走廊与区域融合”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南岭走廊作为沟通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两大区域各民族人口、经济、文化互动的传统通道。与其他走廊相比，南岭走廊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分布最广、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这里既生活着壮侗语族的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等，也分布着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畲族等。从民族迁徙的视角观察，这里还曾是汉族、回族、满族、彝族、仡佬族等民族南下、北上的通衢要道。本文试分析发生在南岭走廊上的民族迁徙、接触、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以及这种民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推动因素和现代意义。

　　一、南岭走廊概况

　　（一）南岭走廊的地理特点

　　南岭，又称五岭，其核心区包括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大山系及其延伸的相关区域。由地球构造运动而隆起的南岭山脉，成功地阻滞了来自东南海洋的暖湿气流，又使南下的寒流受阻于此，成为重要的南北气流交汇之地。南岭山区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组成，整体地形破碎散乱，并无统一走向，岭与岭之间分布着平缓的丘陵、河谷盆地，这里土质肥沃，是各类族群生存发展的首选聚居地。位于其间的南岭走廊，既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比如水运通道灵渠、陆路通道梅关古道等。南岭走廊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黔南喀斯特地形区等。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学者麻国庆指出，结合区域内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考量，“南岭走廊”应包括武夷山区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滇东高原山区、桂北-黔南喀斯特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以及东南亚山区。在这一民族走廊中，分布着历史文化意义不同的多个“中心”和“边缘”族群。比如，相对于中原“中心”汉人而言的南岭客家人；相对于南岭走廊“中心”客家人而言的瑶族人；相对于南岭“中心”瑶族人而言的壮、侗族人等。

　　（二）南岭走廊的民族概况

　　南岭走廊既是我国南方各民族之间的交通连接之地，也是我国各民族关系互动和交融之所。南岭走廊的民族迁徙和交融进程，可以见诸各民族的史诗、传说、民谣、文学故事等历史资料，如畲族的《高皇歌》、瑶族的《盘王歌》和《海南信歌》、侗族的迁徙史诗《祖公之歌》、苗族的《古歌》、仫佬族的《唱罗按》、毛南族的《谭氏始祖歌》等。在这一进程中，交错而居的各民族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并产生了独特的自然崇拜现象。如壮族多崇拜山石、树木等，侗族崇拜香樟、银杏、枫树和桐树等，水族崇拜水杉树，仡佬族崇拜桐树并有“拜树节”的民俗传统。

　　从民族聚居的分布范围来看，从西北到东南，聚居少数民族呈递减趋势。在南岭走廊的中部地区，汉族人口较为密集，其文化底蕴深厚，并利用自身的经济、文化优势影响着周边的瑶族和壮族。瑶族主体聚居于山区、丘陵地区，分布范围较广，固有“无山不有瑶”的谚语。壮族因历史原因，普遍聚居于汉族和瑶族的接合部，即大山出口或者边缘地带的盆地。其他民族则交错混居于汉、瑶、壮等三大民族之间，形成与全国民族分布格局“大散居，小聚居”相似的分布特点。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互动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之间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基础上逐渐增强共性。

　　二、南岭走廊民族交融整合的推动因素

　　（一）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制度

　　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推动南岭走廊民族交融的政治制度规约和保障力量。我国历代中央王朝基本上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通过“教化”政策来引导边远族群向中原主流文化靠拢，推动各少数民族在统一的政治规约体系中，实现对儒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在我国传统的“家国同构”政治体系中，统治者主要以儒家的“怀柔”理论作为制定少数民族治理政策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继承历史上“安抚、教化、羁縻、征伐”等政策的基础上，设“典客”以管理民族地区的政治事务。统一的郡县制实施之后，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打破当地原始的部落联盟。传统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之后，少数民族通过自我调适，逐渐认可并接受中央政府统一的管理模式。在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南岭走廊的各民族之间频繁交往、互动，并在此基础上交融发展，共同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开发与繁荣。

　　（二）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自然环境、生产技术和物质资源的制约，生存于同一区域的任何族群都不可能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产品。因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活动。南岭走廊地区地形复杂，物质生产条件有限，圩市便成为上连市镇、下接广大农村、调剂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之地。同时，圩市也是南岭走廊各民族群众最容易彼此接触、碰撞、协调、整合的地方。以南岭走廊的中部地区为例，乡村圩市既是各民族群众经济交往的场所，也是族际整合之地。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群众携带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圩市交易时发生碰撞，为了协调各方利益，逐渐产生了平等交换、互不欺诈、诚信经营的共同规约。以圩市交易为典型的经济交往涵盖着文化价值的全方位互动，是族际认同和民族整合的基本路径。

　　（三）和合理念下的文化互动

　　在南岭走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是最常见的历史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民族的成员通过相互接触，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进而来便利自己的生活。以语言的发展为例，历史上南岭走廊地区各民族在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大都会掌握与其经常发生联系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各民族经过持续接触，逐渐形成了一些公共的交际语言，比如西南官话、客家话、白话等。在和合理念影响下的族际文化互动中，各民族既调节着自身的传统文化，又保留着自我的民族特性，呈现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发展态势，为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南岭走廊民族交融的现实意义

　　（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南岭走廊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成为了新阶段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全国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南岭走廊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为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协调区域内部亚区域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为实现精准扶贫的发展目标增添了无穷的社会力量。

　　（二）促进小康社会全面建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南岭走廊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之一。南岭走廊各民族在交融发展的进程中夯实了民族大团结的深厚历史根基。各族人民在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共建、共有、共享的有机整合，有利于促使各民族之间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不断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有利于不断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三）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南岭走廊作为多民族交错混居的重要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逐渐增强。各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商共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团结奋斗，这就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保障。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BJMZTJJY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