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资料图片

　　1978年12月18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获得持久的活力，拉开了蓬勃发展的帷幕——

　　1979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暖春。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帽子的请示报告》。

　　3月9日，广播里传来令人激动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一周后，全国统战系统干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宣布：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到牵连的人员，都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是期盼已久的佳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领域全面开始拨乱反正工作。

　　一、“毛主席的好政策，又回来了！”

　　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酝酿重建和巩固边防、加速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计。饱受十年动乱煎熬的代表们，首先关注的是恢复党的民族政策问题。

　　乌兰夫在代表中央所作的会议报告中，针对“文革”对民族工作的冲击和破坏，重申了一系列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

　　会议提出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认真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做好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要求。

　　听完报告，各民族代表倍受鼓舞：“最可喜的是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的好政策，又回来了!”

　　同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一报告，是“文革”结束后首个重申党的民族政策的文件，标志着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的民族工作重新回到健康运展的轨道上来。

　　这场被载入我国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史册的会议，实现了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由乱而治的转折。

　　此前，1978年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国家民委得到恢复。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后，地方民（宗）委（厅、局）也陆续得到恢复。一度被破坏殆尽的民族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民族工作领域抓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同时，党和国家在民族理论、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也进行了拨乱反正。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以致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思想，不仅使党的民族政策遭到严重歪曲，而且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从而给民族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灾难。

　　198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其中，针对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决议》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

　　这一时期，党中央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早在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就曾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

　　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党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体现了党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坚持，标志着民族工作根本指导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1979年5月，国家民委在天津召开机构恢复后的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提出了新时期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缩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也成为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核心。在明确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后，党中央提出了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党中央专门针对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部署帮助少数民族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加强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民族工作的几个纪要中均指出，民族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同时，民族工作也必须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7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并进一步强调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实际，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为新时期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